Survive then surprise 摇滚的天堂人间
“摇滚”似乎不食人间烟火，但摇滚乐队的成功离不开商业化的操作，也面临着各种政策、经济、社会现实状况的制约。在Queen成立早期，几位成员都住在伦敦附近的出租房里，弗雷迪还在用钢琴作床头板，Brian还在靠冷冻鱼条过日子（你我都有吃土的日子）。唱片公司签约、录音室使用、新歌制作、发布宣传，这一切都需要商业运作的支撑，并无商业经验的他们在一开始也曾因为停约损失。令人吃惊的是，即使是在3张专辑发布之后，皇后乐队的成员却仍然“债台高筑”，据成员们后来承认，“我们的管理公司也是我们的唱片公司，没有真正代表我们去和唱片公司谈判的人”。（Money is money, 劳资矛盾即使是摇滚乐队也无可避免啊）。
而成功后又有成功的烦恼，英国政府的“重税”达到80%，艺术家也要合理避税，Queen不得不离开英国，每年只能在本土待不超过183天（也就是类似移民监，最长待半年），只能通过不断巡演、在其他国家录音规避；而到了南美，文化不同、政治环境不同，让许多如鱼得水的操作变得不可能，在英国很正常的事情变得艰难，在文明社会不可想象的事情成为可能（如墨西哥的腐败），导致首次南美之行大为不快，“连滚带爬逃回国”，还蒙受经济损失；或者要面对如《新音乐速递》这本黑了Queen好多年的杂志，和不断的舆论等，不得不去对付。又如成立了三家Queen命名的公司开展不同业务（如唱片发行、录音、演出等等），则是典型的、成熟的商业化操作“套路”。
从商业运作的细节中，看得到妥协，这似乎与惯常理解的“摇滚”二字不相匹配，但这就是一支摇滚乐队的真实经历，他们的生活并非天堂，相反，作为想要实现音乐梦想的他们，不得不在必要的时候做出让步，并与眼里只有钱的“三教九流”商人合作。也需要在音乐之外，练就一些商业的技能，才得以让他们的音乐之梦和传奇得以延续。这种谈判和选择性“妥协”，并不是羞耻的，“摇滚精神”并不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，而是为了让自己在实现梦想的轨道可持续性地追逐，愿意去改变、提升和调整，保全核心的实力。
Higher and Farther 要的是不同凡响，要的是惊世骇俗
在每一次演出、每一张作品诞生中的妥协和矛盾，有激烈的争吵，会互相批评，如Freddie诉说“一山有四虎，画面太美”，特别是当有重大演出或制作过程中，冲突在所难免，谁都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，给人一种这群人一定有强迫症的感觉，或者说“孤独的坚韧”，例如Brian 和Roger总能找到暴力撕逼得理由，但绝大部分都因音乐而起，大吵三天，只是为了一个音符；也可能为了某句歌词是否会引起演出当地不适而辩论。弗雷迪也承认自己在音乐上十分“难搞”，认为“想要取得成功，就不可能太和善”。
另一方面，这群摇滚人士的个人生活不同阶段都曾遇到过“狗血”的境遇，混杂着工作的压力，让每个人都有面临崩溃的时候。
但既然想的是高远，便不困于眼前。无论背后如何争吵，无论各自如何情绪低落，在面对大众和音乐工作的时候，他们都保持着专注，或者说对音乐这个工作是他们排解其他困苦的天堂和避难所，并将困苦和情绪借歌曲抒发。所以我们也听到了许多隐含了各个成员每个阶段状态和思绪的歌曲，例如当Freddie和德国女模特一段感情突然走到尽头时，向她献上了一曲《Love me like there is no tomorrow》，如爱车的Roger写了一首《I’m in love my car》，又如在Freddie最后一个生日当天发布的那首悲伤的《These are the days of our lives》(我们在一起的日子)等等。
在星光熠熠的七八十年代（想穿越），同时代的天才何其多，随意列举便是如雷贯耳的大名，摇滚界也不乏让人扼腕的“27岁俱乐部”。皇后能够脱颖而出，并保持青春那么多年，很大程度上，正因为“大多数同时代的乐队展现出来的都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而皇后乐队却大大方方地表现出了他们聪明的头脑、良好的背景和清晰的思路”。就像Brian曾说：“我们认为机会总会在某个时刻出现，你得等待时机出手，成年人和孩子的区别就在于，你是否做好了准备。机会来临时，我们要把所有事情都排练好，知道舞台表演的每个细节，整件事情都该是专业的。”专业执着的态度，成就了惊世骇俗。
Explorers and Voyagers 没有尽头，没有边界
在征服和达到所有可以想象的目标后，是不是敢于冒着失败的风险实验性地探索，继续前进的动力又是什么？这是Queen在终于成功征服南美地区、完成巡演后，乐队成员提出的问题，此时已经是20世纪八十年代，已经红了十余年，但这种探索的精神贯穿了他们整个生涯的。
从深度上说，在他们活跃的几十年间，产生的作品褒贬不一、或扑街或大卖，但从未拘泥于一种风格，不停地做着变化，就像他们突破性地制作了歌剧院之夜这张非典型摇滚专辑，“皇后乐队即便失败也愿意不断尝试”，这也是他们长久生命力的来源之一。他们把华丽摇滚，前卫摇滚，古典音乐及重金属熔为一体，具有非凡的想象力，风格、主题变化多端。
《The show must go on》这首发布于1991年，也就是皇后出道了21年、弗雷迪去世前夕发布的歌曲，可以认为是弗雷迪在生命后期的心声，也是整个乐队在经历了波澜壮阔后，仍不断前进的决心。
广度亦然，几个成员具有完全不同于音乐专业背景的“基因”，什么天文物理、医学、电子工程，主唱还是个机场打杂的，都能够成就音乐界的传奇，仿佛不可想象，就像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，本科学的文学，五十多岁获得物理博士。这种不把人的潜力做边界的框定、具备高度的“容错性”的环境，让人羡慕；现实的土壤可能并不友善，每个人的天赋和能力也有着差别，但若能无论身处何种井隅、到哪个年岁，都不把自己限定在“我只能做这个”之中，也是一种自由。
在互联网尚未如此发达的90年代，Queen具有前瞻性地开通了官方网站。而在弗雷迪去世后，两位主要成员May和Taylor亦持续在为离开了Freddie的皇后做着诸多努力和探索，并至今在世界各地，和新生代歌手联袂巡演，继续着乐队的旅程，这么做是因为“我们还活着”。
从乐队的工作机制便可见端倪，他们的模式是每个成员会单独写歌，然后把这些歌曲的想法抛出来给其他几位，由他们建议、改进，甚至拒绝。虽然某种程度上这让“集体感”缺失，积极的一面则是每个人都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去创作，去表达，所以每个人都为Queen带来大量个人创作，如Freddie的波西米亚，Brian的We will Rock you, Roger的Radio Ga ga (目前最爱的魔性之一)，和Deacon的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.
在Queen本身之外，四个人还分别在不同阶段持续发展着各自的音乐和其他行业的事业，尽管似乎不如Queen那么为人广知。他们每个人都“野插花”，个人或和其他音乐人组成独立于皇后之外的团体，进行歌曲制作和现场演出。跨界更是习以为常，天分过人的Freddie曾专门跟着伦敦芭蕾舞团演出，并在后期与西班牙女高音歌唱家卡巴耶合作，将流行和歌剧完美结合，只可惜那首合作的《巴塞罗那》在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播出时Freddie已去世；Brian不用多说，在音乐事业之外，未曾放弃学术，离开校园三十年后继续科研，获得的帝国理工大学天文博士学位在摇滚界无出其右；Roger这个爱车如命的花少，也终于参加了赛车比赛；Deacon则安静地从事着电子、算着他的数字，投入膝下六个子女的家庭，会猜测John是否是最深情的那个——当和一个天才共事并被深深感染过后，你很难再看着其他人演绎同样的事情、却达不到那个水准，宁愿选择远离。
很大程度上，他们对自己内心意愿、个人天赋和事业忠诚的程度，和对皇后乐队本身不相上下。他们都没有辜负自己的天赋和内心想追求的事业，同时也没有辜负对Queen这个团体的责任。对广大歌迷来说，他们是独一无二的皇后乐队，对各个成员自己来说，乐队是他们生命里一个重要的无法割舍的部分，但他们仍保留着属于自己、同样重要的空间。
书中那些去过但未留意、或者耳熟却未曾走过的地方，可能是录音室、学校、街道、体育场、剧院、民宅等等（记得打卡噢），曾经留下过皇后乐队的痕迹，都令人更加确信这既是fantasy，也是real life；他们传奇般的经历和梦幻般的演出背后，也是真实的、百感交集、和自己斗争、向不甘挑战的人生，It might happen to you, to me as well. 用那位不列颠君主伊丽莎白Queen去年圣诞致辞来说就是“Ordinary people can do exchaodinary things” 平凡人缔造传奇。皇后乐队成员对那首获得最高赞誉的《波希米亚狂想曲》如此诠释“一首伟大歌曲的伟大之处，就在于你会将它与你生命中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”。一支伟大的乐队给人的鼓舞力量，也在于此。
~ 由 maybachyingzhi 于 2019年10月13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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